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风雨操场内举行开幕式。当时，长江上的20余艘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离五大会场不过数百米。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上海、广州发动了“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也日益走向反动。中共五大就是在这种危险环境和紧急关头召开的。

    大会在开幕式结束后休会一天，随后转移到汉口黄陂会馆秘密进行。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汇报了党内当时的状况。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那个只有五十几名党员的“知识分子小团体”了。随着国共合作的不断深入和大革命高潮的全面到来，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组织。到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经由四大时的994人发展到57967人，增长了57倍之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党员和巨大影响力的大党。

    在新党员大量加入的同时，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体制不够健全，党员教育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也逐渐暴露。这些问题不但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面临严峻挑战，而且也催生了家长式作风等政治问题。因此，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领导，以适应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就成为党的五大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

    当时，党中央也认识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陈独秀在报告中自我批评了“不很健全”的中央工作。他说：“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当时很多人也认为，党的中央在组织机构、领导方式、工作机制等方面尚不完善、不健全。

    更大的考验是，国共合作后，大量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面对残酷的斗争，面对灯红酒绿的诱惑，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党内投敌叛变者有之、登报脱党者有之、贪生怕死者有之、腐化堕落者有之。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在深入发展的革命形势下，要完成领导革命的任务，“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扎维克（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大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纪律”这个概念，并将其置于纪律建设的突出位置，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

    根据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这是中共党章史上唯一一部不是由全国代表大会而是由中央政治局修改和通过的党章。五大党章首次将严格党的纪律提到全党义务高度，在第九章“纪律”中规定“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

    其中关于纪律一章的6条内容中，有5条直接涉及政治纪律，进一步凸显了政治纪律的重要性。比如，前三条规定了要执行党部机关的决议、对不执行上级机关决议的纪律处罚、决议形成的基本原则及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决议提出抗议的程序等内容，这些都属于政治纪律的范畴。

    五大在严明党的纪律的同时，还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曾经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因违反政治纪律被处分的党员之一。

    1927年5月13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表《讨共通电》，与川军杨森部共同反共，率部进攻武汉。时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包惠僧没有及时掌握该部队的情况，也没有及时将该部的整编计划和他本人在湖北宜昌3个多月的工作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报告，因此受到组织的严厉批评。

    包惠僧接受批评后，受武汉国民政府主管军事的邓演达的指派前去沙市，劝说兵至沙市的夏斗寅立即返回鄂西，并答应允许夏斗寅部扩编成一个军。但是这种安抚的办法并未奏效。夏斗寅的军队继续进攻武汉，5月17日直抵武昌纸坊火车站，对武汉造成严重威胁。而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北伐河南与奉军激战。危急之时，由武汉军校学生、武昌农讲所学员、武汉工人讲习所学员组成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的率领下迎战并击溃夏斗寅部的进攻，使武汉转危为安。

    叛乱过后，党中央认为，包惠僧在任夏斗寅部党代表期间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对夏斗寅部叛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予包惠僧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从严治党，始终利剑高悬。

    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作为应对各种政治考验和复杂环境的重要手段，放在管党治党的第一位。通过严抓政治纪律，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硬起来，使党始终保持了团结统一、坚强有力，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来源：中国方正出版社《纪律故事会》)